我没说你们这种人，我说的是你们这种贫民窟鸟人。你们到底有什么血逼毛病？九个人？

——八个。

——八个人冲进ok镇，带着，多少来着？十四把枪？却一个人都没打准？

——他们打得够准的了。

——你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对脑袋开枪却没打死对方的人有什么感想？回答我的问题，大人。

——我不知道这个你指的是谁。还是你蠢得不知道电话是能被窃听的？

——什么？咱们在演间谍片吗？哪个狗操的想窃听你？

——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不知道你说的“你”是谁，但我向他保证，无论他是谁，都没瞄准任何人的脑袋开枪。

——看起来这个他，无论他是谁，只顾着瞄准墙壁和天空开枪了。不，朋友，这种愚蠢和屎烂只会在喜剧片里出现。想象一下，几百颗子弹满屋乱飞，他妈的却干不掉一个人。他妈的冲锋枪啊，血逼的有他妈那么难用吗？我以为路易斯教你们这种人学会怎么用枪了呢。

——我不认识什么路易斯，也不认识什么“你们这种人”。

——别跟我耍嘴皮子，乔西·威尔斯。我跟他说过，唉，教贫民窟黑鬼学任何需要智力的事情都是白费力气，他们注定会搞砸。我瞎眼的奶奶打靶都比你们准。你们八个加起来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浪费人生打电话给你。

——我也不知道，因为你说个没完的那些人没有一个住在这儿。

——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电话费呢？告诉我。

——这个嘛，朋友，我也不知道哎。

——什么？你不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你他血逼的在跟谁说话，小——

——小？你肯定是脱了裤子正在往下看吧。

我挂断电话。虽然所有人里只有你没念过顶级中学和外国大学，但懂道理的也只有你一个，这种事情真是不能多想。我真的很想教一教这个满嘴土话的无知叙利亚白痴。许多男女将歌手视为先知就已经够糟糕了，但杀死他只会让他变成烈士。按照现在的做法，全世界都会知道，先知只是一介凡人，和任何人一样，吃了枪子也会受伤，和这个国家的任何人一样，连他也不安全。我开枪打倒了神坛上的他，他一跤跌落凡尘。不过我没有向彼得·纳萨尔说这些。你必须看穿这个人，看穿他表面上的皮肤，就会知道彼得·纳萨尔尽管是白人（他不敢去海滩，因为晒黑也是黑），但无知得像个文盲黑鬼。不过最近至少他会叫我“朋友”了。我得问问我女人，我什么时候才会变成能在梅菲尔饭店喝酒的白人。操他血逼的，一个人气得我说粗话的时候尤其可憎。只有无知的蠢货才骂人。

那天晚上大爱医生也打电话给我，我对他说，我从1966年就不停向别人证明这个证明那个，现在我受够了，要是麦德林真觉得这是预科学校，非得一场一场测试下去，那他们就继续用巴哈马的那帮屁眼小子吧。但就在这时候，用拉斯塔的话来说：另一个道理砸在我脑袋上。假如歌手真的成为烈士，无疑会变成一个大问题，但那是他们的问题，并不是我的问题。彼得·纳萨尔会忙着自欺欺人，解释他为什么要杀死这个传奇人物，因此就不会有时间用屁话来烦我了，因为实话实说，他和我都知道，我早就过了政客说跳我问多高的时候。现在政客说跳，我女人会说他这会儿没法听电话，不如你留个言吧。说到蠢，你朝一个人的脑袋开枪，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他难道不会报复吗？连罗爸爸都没那么蠢。

于是我决定让我的大脑琢磨这个新道理。1976年12月8日，新闻出来了，他和其他人都活了下来。医院里和他身边的巴比伦太多，那次我带上了托尼·帕瓦罗蒂，因为哭包不具备这种场合需要的技能。医生在急诊室救治他，然后送他回家。只有经纪人还在医院里，干掉他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于是我和帕瓦罗蒂开车去希望路56号，以为会看见警察。假如你需要的只是一枪，那么警察再多也没有用处。另外，我打个电话，他们不到六十秒就会走掉。但56号已经仿佛鬼城。车道空荡荡的，所有窗口都黑着灯。连一个警察都没有。我哈哈一笑，帕瓦罗蒂看着我的眼神像是要提问。另一方面，彼得·纳萨尔犯蠢犯得像在演一个人能犯多少错的电视节目。这个狗屎白人留了个该死的口信，让我女人转告我，假如贤者登上舞台，创造历史篇章，他会非常生气。我一辈子也没听过几次托尼·帕瓦罗蒂大笑，我朗读字条的时候算是一次。我女人不知道他血逼的究竟发生了什么，于是把我们两个留在客厅里。托尼·帕瓦罗蒂在房间里，我有点害怕接上哭包是个错误，我派哭包去收拾我们留下的残局。他没有亲自动手，只是打电话给几个拉斯塔教徒，语气像是永远提心吊胆的小姑娘。更糟糕的是他用的是我的电话。我也打了个电话。

——鸟儿飞到哪儿去了？

——同胞，打给我干什么？

——我不喜欢重复问题。

——他跑了。他们把经纪人留在医院，带他去了白人山。

——警察？